专访张永振
病毒学家
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
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首席专家
2023年2月以来，北京、上海、浙江等地多所学校因学生感染流感而停课；深圳近日将流感的风险等级上升为中风险；广州疾控部门也发布提醒称“广州已进入流感高发期”。
3月13日，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数据显示，近4周，中国内地流感病毒阳性率呈上升趋势。3月9日单日，内地就诊人数高达48.1万人次。根据北京疾控中心通报，在目前流行的流感病毒中，甲型流感病毒占比高达99%。
吴小莉：我们知道流感年年都有，但感觉这次的甲型流感来势汹汹。是不是因为过去三年新冠疫情，大家在秋冬季戴着口罩，比较谨慎，流感就有点消失的感觉？
张永振：您讲得特别对，正因为有了新冠疫情，三年的时间，我们做了很多的防护。实际上我是这么理解和认识传染病问题的，它就像一个房间，如果一个十平米的房间，有五个人在里面，我们还可以进去，但如果有二十个人在里面，想再进去就不太可能了。就是说，当新冠病毒作为主导的话，另外一个病毒就可能不会再来挤占空间，而当新冠病毒在人群中慢慢消失的时候，另外一个病毒就有可能趁虚而入了，这实际上是病毒的一个自然规律，所以并不意味着说，现在的甲流就一定比三年前、比新冠疫情之前更严重。再一个就是季节的问题，现在本身就是流感高发期。
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正因为我们有了三年新冠疫情的经历，尤其是去年，所以我们在认知上或者感觉上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我倒认为这是个好事情，能认识它的严重性，比对它不认识更好。
及时接种流感疫苗 关键时能救命
根据中国预防医学杂志数据显示，2021至2022年度，中国内地的流感疫苗接种率仅为2.47%，但是较疫情之前不足2%，仍有所上升。
张永振：流感疫苗是有效的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但是由于流感病毒比较容易变异，所以说每年在流行的亚型上可能会发生些许变化。
我个人理解中国流感疫苗接种率低还是一个认识的问题。实际上即便是青壮年，身体也不可能每天都处在最好的免疫力状态之下，流感病毒它是不会区分年龄段的，只是由于人自身的免疫力低下，它造成了疾病。看起来甲流的重症率相对比较低，甲流肺炎的病死率在7%左右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对个人来讲，中招的那一刻那就是100%。所以我的理解，一个我们相关的机构、部门应该做好公共卫生的宣传教育，把流感包括甲流，它真正的危害性以及有可能危害到什么程度，在重症人群里有可能造成死亡这些情况说清楚，预警要做好。另外就是我们每个个人也不能抱侥幸心理。
吴小莉：我们常常说公共卫生危机一定是早发现、早识别、早预警，才有可能做到有效防控。
张永振：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卫生资源总是有限的，可能我们前段时间全力以赴去应对新冠肺炎了，那么我们就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甲流的问题。但是从非典之后，到中东呼吸综合症，到高致病禽流感，再到新冠肺炎，我们的机制和体制应该是在不断完善的，无论是政府层面也好，专职的科研人员也好，我们普通百姓也好，都是在不断地提高的。
流感病毒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病毒
吴小莉：实际上在新冠疫情之前，就有科学家预测说下一次引发全球大流行的应该是流感病毒。
张永振：是的。流感病毒有八个基因节段，八个基因节段排列组合的话，它的若干种形式就出现了，这是流感病毒容易变异的机制之一。同时流感病毒是一种RNA病毒，我们知道RNA病毒与DNA病毒相比，它的变异速率是比较快的，所以这从病毒的遗传学上就决定了它变异快的特性。
更重要的是在自然界里，流感病毒的宿主是比较广泛的，鸟类、禽类、猪类，包括马、牛、羊，也包括我们的宠物，都会感染流感病毒。那么随着人类社会行为、生态环境的变化，它们就有可能碰到一起去，一旦发生混合感染，通过遗传学的变异机制，新的流感病毒就会出现了。所以我也在想，我们也许可以用“变形金刚”这个概念去理解流感病毒，一个“金刚”，如果再能多变，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可能就使得流感病毒无敌了。
另外可能还没有我们人类的时候，流感病毒已经存在了。实际上自然界中的病毒千千万万，我们不知道的比知道的更多，一个是从机制上我们不知道的更多，另一个是不是所有的病毒都是坏的呢？这个我们也不知道，所以病毒这个词实际上不好，病加上毒，不好的“平方”。
吴小莉：您的意思是病毒不一定都是坏的？
张永振：是的，实际上自然界里的病毒，真正能对人类起到危害作用的，可能是很少一部分。几年前我就在说，病毒可能对整个自然界中大的生物圈平衡，还有对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过程的平衡，都起到了我们不知道的作用，所以当我们有一天能把这两个背后的机制研究得更清楚了，我们也许可以用病毒来对付病毒。
人类发现病毒的进程 基于技术更新与认知拓宽
根据世界病毒分类委员会的数据显示，2011年，全世界仅确认了2284种病毒，到了2022年8月，确认的数量也只有10434种。
吴小莉：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，人类才发现了这么少的病毒？是技术的原因，还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认识到病毒研究的重要性？为什么在过去十年，好像又突飞猛进地发现了很多？
张永振：第一，毫无疑问是技术的原因，你看人类1882年发现第一个病毒——烟草花叶病毒，刚开始以为是细菌，后来发现不是细菌，由此人类开始认识病毒，但是一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，有了电子显微镜以后，我们才真正看到第一张病毒完整的图片。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间，我们的技术手段和方法都是非常有限的，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，甚至是八十年代以前，都是靠这种办法来发现病毒，那当然非常困难。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，虽然我们有了分子生物学，有了聚合酶链式反应，但是我们还是靠已知在发现未知。
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哪呢？实际上还是我们的认知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过去认为病毒一定是比细菌小的，但是现在发现有些病毒，它的基因组、形态，比细菌还大，那我们怎么识别它？相反有些病毒的基因组又特别小，按照原来病毒学的概念，可能就不认为它是病毒，那这些我们能不能叫它病毒呢？所以这是多方面的，我们原来对病毒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“病”上，有了病我们才去发现病毒。现在我们发现在自然界中，病毒可能是无处不在，所以这也使得我们的视野范围变宽了。
吴小莉：而且因为技术的更新，还有认知的进步，使得现在我们不仅可以不用等到病发生，再去发现病毒，而是我们更多地了解病毒之后，有了预防病的机会。
张永振：说得非常好，实际上从哲学的角度来看，只有认识自然才能改造自然，所以从公共卫生和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应该知道在自然界里到底有多少病毒的存在？它的本底是什么？哪些可能对于维持大的生态平衡，同时对于我们个人来讲，它起到是有益的作用？哪些病毒可能对人类是致病的？还有一些病毒，比如流感也好，冠状病毒也好，我们知道它可能会造成危害，这些病毒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，随着时间的过去，它发生变异了没有？它往哪个方向变了？我想如果能把病毒的本底查清楚，把病毒变异的规律搞清楚，我们对付它的办法会更多一些。
“我想像预报天气一样，预警传染病的发生”
“ 我从进入这个行当以后，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我们能不能像预报天气一样，去预警、预测什么时间会发生传染病。就像您刚才谈到甲流的问题一样，如果我们能真正做到早发现、早识别、早解析，从而实现早预警，当然太重要了，但是这个目标让我一个人来实现，我未必能实现得了。”
——张永振
吴小莉：您最初是学免疫学的，怎么进入病毒学研究领域的？
张永振：2000年，我在当时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做博士后，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条件比较差，所以读完博士后我也想离开那个地方，但是我的导师、当时传染病的徐建国所长给我做了很多的工作，让我留下来。那时候传染病所只有一个实验室是做病毒研究的，其它都是做细菌研究的，病毒实验室呢，刚好又缺高学历的人，就让我到那去了。
我做了病毒研究以后，我就在思考，我到底该做什么？当时我认为随着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变成现在的国家疾控中心，公共卫生的意义将会成为我们的主要职责，那么“防”的问题应该是一个大的事情，所以既然让我做病毒研究，我就必须要转，去做分子流行病学研究，然后进一步研究病毒的遗传进化规律。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在想我们如何发现更多的病毒？因为从非典以后，中东呼吸综合症也好，高致病禽流感也好，还有无数没有引起大的兴风作浪的病毒，实际上每年都有。
吴小莉：2003年非典的时候，您在哪？好像是从那时候开始，大家开始认识病毒了。
张永振：实际上我进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时候，当时大家认为公共卫生已经不是个问题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在2000年以前，无论是在中国，还是在国际上，当我们把天花消灭，把脊髓灰质炎消灭以后，好像人类历史上传染病主要是细菌在作祟了，那时候恰恰抗生素又出来了，似乎有了抗生素，我们对传染病已经不用再怕了。
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非典发生了，为什么？实际上，当我们公共卫生条件比较差的时候，腹泻的问题、伤寒的问题、鼠疫的问题就会出现，而当这块控制得比较多，比较好的时候，当然病毒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了。
发现荆门病毒
国际权威教科书有了中国人的故事
2013年，张永振的团队发现了荆门病毒，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发现的、能够将分节段病毒与不分节段病毒联系起来的病毒。
一年之后，《病毒学原理》一书录入了张永振团队发现荆门病毒的故事，这是国际权威的病毒学教科书第一次展现中国人的研究故事。2015年，张永振团队的实验室成为了世界上发现全新病毒最多的实验室。
张永振：病毒从遗传组成上来讲可以分成分节段病毒和不分节段病毒，这两类病毒它们有没有共同的“老祖宗”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生物学问题。
我们研究荆门病毒的时候，最早得到的这个病毒的两个分子片段，和已知的黄病毒也就是乙脑病毒、丙肝病毒高度同源，但是我们就一直在思想上受困于这件事，就是利用已知来找未知，通过黄病毒的基因组特征，我们想把剩余的分子片段找到，但是就是找不到，所有的方法都用了。当时学生把问题交回到我这，我就在思考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2013年7月21日，那天我跟我的两个学生说，有可能我们做的这个病毒，根本和黄病毒不是一码事，黄病毒的基因组就像新冠病毒一样，它是一条链的，是不分节段的。我跟他们说，我们就看一看已经找到的病毒的基因组，已经拿到的序列，它的特征是什么？具不具备分节段病毒的特征？结果一做有了，那就是一个很大突破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又在我们已经做出来的数据库里，发现了两个基因组的节段，因为当时发现两个节段，它不能称为一个病毒，那肯定还有其它的，我们又去找，想了很多的办法，又找到了两个片段，结果那两个和世界上当时所有已知的病毒都没有任何同源关系。
吴小莉：又是一个未知。
张永振：是的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你怎么就敢判断这四个发现的节段，组合起来就代表一个病毒呢？这个挑战是巨大的。正因为有两个基因组片段和已知的病毒之间高度同源，另外两个和已知的所有病毒没有同源，这就证明了两类病毒的基因组之间是有遗传上、进化上的关联的。正因为我们提出了这个概念，证明了所有的RNA病毒，可能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祖先，反过来讲，病毒可能比地球上所有其它的生命形式进化得更早。那么我的理解，病毒在自然界里，就是一个合理、合法的成员。
二十年久久为功
率先发现并公布新冠病毒全基因组
2020年1月5日，张永振团队率先解析出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，并于1月11日向全球公布，这使得他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、李兰娟院士共同入选《自然》杂志的年度十大人物。
张永振：2003年，我参加国务院的非典督查，恰恰就是去的湖北、湖南两个地方。那时候因为疫情出来了，各个地方都要防控，国务院也特别重视，派了很多专家到重点省，湖南、湖北因为是和广东挨着的，特别是湖南省。从那次开始，我慢慢就认识到呼吸道传染病一旦兴风作浪，一定是大问题。
也正是这次的经历，我们团队和湖北结下了非常深的渊源，所以2015年前后，我们在湖北干了一件事，就是把病毒的发现筛查体系建立了起来。如何采样？如何包装？如何分装？如何运送？这些年来一直在摸索。
张永振：基因组分享者
吴小莉：所以到了2020年的时候，你们不是最早做的，但你们却是最早把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做出来的。
张永振：是的。2020年1月3日下午1点半，标本送到我们手里，我们马上进入实验室，到了1月5日的凌晨2点来钟，我的一个博士后，陈燕玫博士她打电话告诉我说，张老师，我们出来了一些结果，里边有SARS类的冠状病毒。当时我真的心头一紧，因为我经历过非典，我做了二十年传染病研究，我当然知道这个玩意儿一旦肆虐，它会造成多大的危害。我马上告诉她，我说今天晚上你不能睡觉了，务必想办法把这个病毒的全基因组解析出来。所以到了6点钟以前，我们不光拿到了这个病毒的全基因组，更重要的是把它的整个基因组的结构分析做完了，基因组图谱也绘出来了。同时我又打了一个电话，告诉我另外一个学生，她叫王文，我说你马上起床赶回实验室，协助陈燕玫一起来解析这个病毒，所以说当时她俩在北京的实验室里分析，我人在上海。
实际上我们在8点钟以前，就基本上形成了四个判断。第一，当时武汉最先发现的这种不明原因的肺炎，病原体是SARS类冠状病毒；第二，这个病毒从病毒分类学上来说是一个新型冠状病毒；第三，这个病毒应该经呼吸道传播；第四，这个病毒的致病性和公共卫生风险应该高于禽流感，也等于是高于甲流。
吴小莉：高于禽流感，高于甲流，当时没有判断它跟非典的关系吗？高于非典吗？
张永振：应该是高于非典的，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手里只有一个病例，我不敢说高于非典，非典的致死率是很高的。
吴小莉：后来中国很快就让全世界知道，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病毒，而且很快把这个病毒的基因图谱发给了大家，供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去参考和准备。
张永振：是的，因为只有知道了这个病原体是什么，我们才有可能做出诊断试剂，我们才有可能去研发疫苗，我们才有可能去研究有没有可能的药物，所以说这是一个基础。对于人类来讲，传染病是我们的共同敌人，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情，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情。
吴小莉：后来也证实确实是全球的事情。
张永振：是的，所以基于这样的理解和认识，我认为应该让全世界知道，这是对的，是毫无疑问的。
制作人：韩烟
编导、编辑：郑书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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